科学教育如今“火”了起来，在这样的机遇之下，身为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科学教学专委会主任委员的郑永和忙得脚不沾地。他甘愿做那个“拉着风箱”的人，让这希望之火越烧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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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暑期，各地天气奇热，但这没能挡住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郑永和的脚步。他一身轻装，往来各大城市，几乎快要脚不沾地。

      他的忙碌，与科学教育的火热度成正比。

      第二届科学教育暑期学校的启动以及各地落实教育部等十八部委《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的各种论坛，身为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科学教学专委会主任委员的郑永和，在北京、河北、安徽、湖南、浙江、江苏、湖北等多地，给全国中小学科学教师解读最新政策内涵，分析科学课标的新变化，也带来他关于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思考，在浙江师范大学的一次培训一连讲了3个小时。

      郑永和笑言自己很享受报告内容被听众认同的时刻，“最幸福的时刻是老师们听入了戏。我越讲越兴奋，完全不觉得累”。

      他停不下来，是因为觉得“时间不等人”——科学教育如今“火”的发展势头，正是有像郑永和一样的一大批热心的院士、科学家和教育专家在背后“拉着风箱”，他们想让这把希望的火越烧越旺。

      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科学教育有许多“当务之急”，“时不我待”——他这样解释。

      一份文件和一场培训的背后

      科学教育曾经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不论从小学科学教师的地位来看，还是从高等院校开设科学教育相关专业而言，业内人心中“有苦难言”——直到2022年，情况开始加速好转。

      当年3月，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领导会商了共同推动科学教育发展的大计。5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的通知》，犹如一颗小型“精确制导炸弹”——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来的一份针对小学科学教师培养的专门文件，意义不容小觑。

      郑永和正是这颗“炸弹”的“引线”之一。

      2021年5月，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郑永和受聘为科学教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尽管至今他对如何当选仍觉得是“一个谜”，但郑永和心里清楚，这样一个聚集了全国各地具有优秀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科学教育专家群体，很有可能为国家干点“大事”。

      专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郑永和向全体委员提了一个问题：一届专委会只有4年时间，我们相当于就读一所大学的学生，那毕业时要给国家交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呢，我们的毕业设计如何去做？

      委员们讨论来去，大家最终认为，尽管科学教育的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但小学科学无疑是全部科学教育体系里最薄弱、最需要关注的关键环节，这其中，科学教师的问题尤为突出。

      本世纪初，韦钰等一批科学家曾经大力推动我国的科学教育发展，对学习科学、科学教育有非常深刻的研究。“我听过韦钰院士的发言，那时就很好奇，一位卓有声望的科学家如此关注小学科学教育，原因何在？”郑永和回忆说，这些以往的片段逐渐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科学教育面对的人才成长全链条里面，小学处于最前端，也是一块洼地。如果这块洼地能填起来，整个科学人才培养体系会‘水涨船高’，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对小学科学领域加大投入是产出最大的地方。”郑永和带着科学教学专委会形成的一致意见，牵头开始了一项面向全国小学科学教师的大型调研。

      这项调研覆盖全国31个省份，回收有效问卷131134份，是迄今为止与我国小学科学教师队伍有关的研究中，样本数量最大、涉及省市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系统性最强的调查研究。

      结果既有意料之中的，也有出乎意料的。郑永和发现至少有两个数据很不寻常，一个是当前我国70%以上的小学科学教师并非理工科专业出身；另一个是，从教研和培训频次来看，23.1%的教师没有参加过每年的各级教材培训。

      这项调研结果，让郑永和坐不住了。他和参加研究工作的同事立刻开始整理调研报告，前往教育部向教师工作司等部门相关负责人汇报。

      令郑永和非常高兴的是，这次汇报受到高度关注。后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专门带队前来北师大深入了解调研细节。

      任友群知道，早前部分师范院校在招生时“重文轻理”，导致小学科学教师整体情况不容乐观，教育部也正在积极干预。当他看到具体数据时，决定加大政策力度。经过综合研判，结合以郑永和为代表的教指委科学教学专委会专家提供的调研结果，教师工作司决定加快出台《关于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的通知》。

      这份文件是个小切口，推进了人们对小学科学教师教育的认识，其影响是深远的。

      科学教师培养的文件发布后，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干什么？“即使文件精神完全落地，第一届毕业生也要等4年以后，但是现在已经等不及，远水难救近火，这时候必须针对现有科学教师开展大规模培训。孩子的事等不得，一耽误就是一年。”任友群的这段话，让郑永和印象很深。

      “全国科学教育暑期学校”中小学教师培训在文件出台当年应运而生。暑期培训到底怎么做？在教师工作司确定“师范院校+中国科学院分院+科普场馆”的培训模式后，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成为活动的联络支持机构，郑永和与专委会专家开始马不停蹄跟相关师范院校科学教师培训专家联系落实暑期学校工作。

      “记得那时候我们就在那儿数，南京找谁，成都找谁，这边找谁那边找谁，然后分头行动，根据教师工作司的文件要求落实了12场活动的主办方，忙得不亦乐乎。”郑永和说。

      如今，科学教育暑期学校已经开办第二届，今年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中国科协科普部的协调下，全国共举办了39场相关科学教师培训活动，一线科学教师广泛受益。

      科技教育一相逢

      严格而言，在2018年以前，郑永和属于科技界人士，而非教育界专家。他之前的工作单位和职务包括北京理工大学自控系讲师、中国国际科学中心研发工程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秘书处秘书、驻旧金山总领馆科技组领事、科技部973计划联合办公室项目官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政策局局长等。

      转向科学教育，是郑永和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但冥冥之中，他的经历似乎又指引着他走向这条路。

      少年时，郑永和跟随父母从东北前往四川参加三线建设，从小在四川大山里的兵工厂子弟学校长大。他记得上大学之前，坐车能到的最远地儿，车票只需要花1毛4分钱。

      当年的兵工厂里聚集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小时候有一次邻居家的老奶奶问郑永和：“你的学习兴趣在哪些方面？”他一下子懵了。

      “我当时特别吃惊，学习难道不是老师让我学啥我就学啥，怎么自己还有兴趣？”从那个时候开始郑永和意识到，人的学习可以有许多兴趣选择。

      郑永和庆幸自己少年时代遇上了一群好的中小学老师。上中学时，老师启发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一次老师在物理课上以拖拉机的使用为例告诉他们，拖拉机的能源使用效率还很低——如果你们能提出一种原理使能源使用效率哪怕提高0.1%，对国家都是重大的贡献，令少年时的他印象很深。

      “这样一些细节始终在我脑海里印刻着，总让我有所憧憬，总想人的一辈子应该做点什么事，去解决一些什么问题。”郑永和说。

      郑永和中学时最喜欢的科目是物理，但因为色弱无法在大学选报物理专业，本科选择了同样喜欢的数学专业，研究生时又转向控制论，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后又转行开始从事电子学教学。从数学到电子学，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但很快郑永和发现，以数学的基础去学电子学，许多地方思想方法是相通的，而数学工具是熟悉的，适应的时间没有想象的那么长。

      郑永和一直在追求跨界与变化，他喜欢尝试不同的人生，收获不一样的经历。工作后基本上每4年换一个工作岗位，这也让他在经历多岗位锻炼的过程中有了“全局思维”。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的20多年，郑永和一直在与科学打交道。在硅谷驻外的三年，他走访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和先进企业，了解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并逐渐认识到“产学结合”的重要性；回国后在科技部973计划联合办公室参与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管理，他接触到国内基础研究最顶尖的科学家和研究前沿，洞悉了国家的基础研究总体情况，也了解了国内科学家正在做的事儿。在这期间，他豁然打开了学科视野。

      正是因为博闻广见，再加上郑永和虚心学习，在数十年的光阴中，他如同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将这些年所知所学融会贯通，渐渐窥见科学家的奥秘，明白了科学事业的过程。

      但郑永和时常有所困惑。看过无数科学成果，他始终觉得其中“作为诺贝尔奖量级的成果非常有限”，一个老问题在他头脑中浮现：国内土生土长的科学家拿不到物理化学类诺贝尔奖，问题究竟何在？

      有一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作为工作组组长的郑永和带着规划稿到教育部向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汇报，征求教育部意见。

      曾任科技部副部长的杜占元听完汇报说：“你们其他做得都很好，都同意，但是永和，你们基金委能不能支持一下教育的基础研究？”

      郑永和当时觉得有些奇怪。杜占元又向他解释道，培养科技创新的拔尖人才首先要有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做支撑，而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必须有高水平的教育科研做支撑。

      郑永和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科学技术研究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拔尖人才还不够多，很可能与我们的教育研究不够强大有关。他给中国科学院杨卫院士、高文院士两位领导进行了汇报，在领导的支持下，他带领政策局和相关学部组织北师大、华中师大、华东师大三支队伍一起进行相关研究。在此期间，他渐渐理解何谓“教育与科技相融合”。

      在卸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政策局局长一职后，郑永和选择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他想试一试“科技+教育”到底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一直保有研究兴趣，希望能回到高校带学生，把过去积累的一些问题带回来做点研究。同时，我觉得教育跟科技结合这点正好是我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一条美丽的河流，一畔科学、一畔教育，风光无限。”郑永和说。

      做“生活中的科学家”

      教育，对于郑永和而言其实是一个新领域，“科技+教育”也有无数种选择。刚到北京师范大学时，他甚至都不确定自己将要选择什么方向，还是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的一句话给他点了题：能不能做点科学教育的相关研究？

      “我当时其实并不知道科学教育是什么，但我答应说回去马上调研。经过一段时间调研后，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郑永和说，因为自己在科技界工作多年，能够跳出科技来看科技、跳出教育看教育，科学教育这一方向再适合不过。

      尽管角色发生了180度转变，但身为教授的郑永和却俨如熟手，“一畔科学、一畔教育”，成为联结“科学”与“教育”的“枢纽”。缘何？他的博士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严晓梅的答案是：勤奋好学。

      刚刚从科技界到教育界时，郑永和对教学领域的一些内容并不十分熟悉，但他总是抱着谦虚和开放的态度来接收各种新信息。

      “郑老师愿意跟学生学习，不管硕士还是博士生，他都以非常平等的态度向大家请教。”严晓梅说。

      郑永和总是对他的学生讲，“进入一些新领域并不可怕，学就可以了！”他还告诉学生，无论做研究还是做项目，确定一个相对正确的方向很重要，这就需要多问“是什么”和“为什么”。

      还有让严晓梅感触颇深的是，郑永和做学问非常严谨，真正体现了科学家精神。“我们在整理一些文章的时候，每一个重要的观点、数据，郑老师都要求找到明确出处，不仅要求数据准确，还要我们思考数据背后的机理。”严晓梅说。

      工作多年，郑永和一直保持一种谦逊而朴素的气质。

      在郑永和看来，这得益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4年，也是他人生最关键的4年——那是一段给中国科学院张存浩院士做秘书的时光。

      张存浩是中国高能化学激光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奠基人之一，曾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跟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才理解了什么叫科学思维、什么是科学家、什么是真正的科研，甚至还让我理解了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人——怎样做事、做人、做学问。”郑永和说。

      比如与人交往，张存浩在与科学家打交道的时候，对人总是特别谦和、温暖、周到、细致，让人感到如沐春风。郑永和在努力传承张存浩身上的这种风骨。

      在郑永和的博士生杨宣洋眼中，导师是“真诚而温暖的人”。有一次她约郑永和讨论某个选题，因为郑永和临时日程有变需要取消这次交流，他提前告知杨宣洋并认真解释了自己当天所有的日程安排。

      “这是非常小的一件事，但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我和郑老师还不熟悉，郑老师很忙完全可以理解。我觉得他认真对待学生的见面和交流，很真诚也很温暖。”杨宣洋说。

      同时，郑永和身上还保留了像我们熟悉的那些科学家一样的特质——对许多事物抱着一份好奇。

      有一次他带学生去新加坡科学中心参观考察，参加了科学中心正在做的生物科技方面的培训，郑永和像小朋友一样投入学习和实验，沉浸其中非常开心，还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一旁的学生觉得他像一个“生活中的科学家”，没有失去天真和好奇的那一面——这大概是最难能可贵的。

      （人物简介：郑永和，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科学教学专委会主任委员，教育部科技委科学教育战略研究基地主任，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修订综合组、义务教育科学课标修订组专家。）